中國古代有玻璃制造嗎？

大約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，西方學者多半都認為古代的中國沒有生產(chǎn)玻璃的技術，并推斷許多出土的玻璃器皿都來自埃及、伊朗等地。從中國的古代典籍中尋找玻璃的影子，也可以屢屢發(fā)現(xiàn)玻璃由西域傳入的情況。如《魏略》中有“大秦國（即羅馬帝國）出赤、白、黑、黃、青、綠、縹、紺、紅、紫十種琉璃”。《魏書》中還有：“波斯（即伊朗）出金瑜石、珊瑚、琥珀、東渠、瑪瑙、多大珍珠、頗黎、琉璃。”更有西晉文學家潘尼留下了《琉璃碗賦》，其中盛贊“濟流沙之絕險，越蔥嶺之峻危”而遠來的玻璃盛器明澈精美，“凝霜不足方其潔，澄水不能喻其清”。

臺灣的張宏實先生在其著述《戰(zhàn)國琉璃 璀璨古珠》中講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：1929年的某一天，在中國河南傳教的懷特先生（Winter.W .C）有了重大發(fā)現(xiàn)。他閑逛集市時收購了一些質(zhì)樸而華美的琉璃珠。這位基督教司教早年曾任教于多倫多大學的考古學系，他直覺這些珠子來歷非同尋常，并鍥而不舍地找到了出土它們的洛陽金村。后來，通過同位素檢測等科學手段，幾位玻璃專家發(fā)現(xiàn)懷特找到的玻璃珠屬于戰(zhàn)國時代，里面含有大量的鉛、鋇，完全不同于同一時期的西亞玻璃。如玻璃起源的傳說所述，西亞的玻璃制作時需要大量的鈉，屬于鈉鈣玻璃。他們回顧玻璃史并根據(jù)玻璃的成分演進分析，西方的玻璃含鉛量微乎其微，而高鋇玻璃更是在19世紀才出現(xiàn)。于是，惟一合理的解釋就是，這些玻璃珠當屬中國本土制造。

2002年夏天，在南寧召開的中國南方古玻璃研討會上，中科院院士干福熹發(fā)布了中國古玻璃研究方面的又一個成果。他說，盡管我國古代玻璃以“鉛鋇玻璃”為主，但在廣東、廣西出土的玻璃大多是高鉀低鎂玻璃。這些古玻璃的氧化鎂含量僅有0.06%至1.0%，也屬世界罕見。因為古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地區(qū)出土的玻璃，氧化鎂含量高達3%至9%。這再一次說明我國古代玻璃是用國內(nèi)原料自己制造的。

如此，中國制作玻璃的啟蒙時期可以推算到春秋末戰(zhàn)國初那個烽火連天的時代，大約比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第一塊玻璃晚上整整2500年。河南輝縣玻璃閣出土的吳王夫差劍上鑲嵌有3片玻璃，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踐劍上鑲有2片玻璃，它們差不多是中國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玻璃了。難以想像的是，這5片玻璃幾乎見證了整個吳越春秋。

古代的中國人嗜玉如命，有專家分析他們在玻璃中加入鉛和鋇，是為了降低玻璃的熔點，并且增加其混濁度和光澤，使其外觀上看起來更加像玉。也有一說認為玻璃是中國乞求長生不老時大興煉丹術的副產(chǎn)品。因為煉丹爐溫度高，而且里面有鉛，所以東漢王充《論衡·率性篇》有載說：“道人消爍五石，作五色之玉，比之真玉，光不殊別。”

在古代中國一直擔當著貴族標志的玻璃中，有一些舶來品，也有一些純屬“中國制造”，但是，玻璃中加入鉛和鋇之后，易碎的它變得更加易碎了。大概因為很難制造而且容易失卻，玻璃在那些時代一直是顯貴和奢侈的代名詞。想那勾踐、夫差都是一方王者，其名劍上鑲配的就是玻璃，玻璃該有何等尊貴！

玻璃在古代中國曾有多種稱謂。其中發(fā)音非常相近的就有琉璃、流璃、璧琉璃、陸璃、玻黎、琉琳、還有五色玉、藥玉、罐子玉、水玉、水精等等。還有古籍賦予玻璃“明月”、“夜光”美名。

關于明月珠有一個傳說：公元前400多年，湖北的隨侯有一天乘船出獵，滿載而歸時突然遇到風浪。臨危之際，才發(fā)現(xiàn)船頭出現(xiàn)了一條大蛇，口含明珠感謝隨侯數(shù)年前的救命之恩。大蛇送給隨侯的這顆明珠光彩奪目，后人稱之為“明月珠”或“隨侯珠”。

《莊子》里曾經(jīng)提及這顆隨侯之珠，說“其質(zhì)甚美”。《淮南子》中更把隨侯之珠與和氏璧相提并論，上載：“譬如隨侯之珠，和氏之璧，得之者貴，失之者貧”。隨侯之珠美名天下，但是直至1976年隨侯之墓出土人們才明白，它就是精致而華美的戰(zhàn)國琉璃珠！

在晉武帝統(tǒng)治時代，世風奢靡。石崇夸富、敲斷晉武帝珊瑚樹而后擺出數(shù)十棵認賠任選的故事廣為流傳。相較之下士大夫王濟（武子）的奢侈生活鮮為人知。然而《世說新語》的“奢汰篇”并沒有放過他。書上說，有一次，堂堂的晉武帝司馬炎臨幸王濟家，王濟生活作風太過奢靡，“武子供饌，并用琉璃器”，晉武帝又妒又怒，飯沒吃完就起駕回宮了。如此看來，判定他奢侈的一個鐵證就是使用玻璃。

在中國古代，玻璃如此尊貴，一直高高在上于普通人的生活，它的生產(chǎn)一直沒有成大氣候。旋即，西域的鈉鈣玻璃涌入中國。這些玻璃比中國鉛鋇玻璃耐溫性能好，更結實更耐用式樣也更豐富。一時間，中國本土的玻璃價格被迫跳水，本來就不景氣的玻璃業(yè)雪上加霜，而模仿西方玻璃的風氣日益盛行。

直至明清，特別是清代，因為鼻煙壺前后約400余年的風行，中國玻璃才從沉寂中蘇醒，并在世界玻璃史上留下了不少稀世珍品。

相傳鼻煙和鼻煙壺是1581年由意大利人利瑪竇帶進中國的。鼻煙風靡一時，尤其是康熙、乾隆年間，從最高貴的帝王到最底層的貧民，無論貧富貴賤無不好之，甚至將其視為第二生命。于是鼻煙壺制造業(yè)應運而生。大概因為利馬竇帶來的鼻煙壺是玻璃胎的，加之玻璃質(zhì)密不漏氣、不會受潮，又透明，從外面就可以鑒別鼻煙的成色，所以在中國“制壺之始，僅有玻璃，余皆后起也”。

玻璃胎的鼻煙壺當時名為料煙壺，它是清代鼻煙壺的重要組成部分。當時的玻璃藝術家充分利用了玻璃晶瑩剔透的藝術品質(zhì)，把國畫的創(chuàng)作借用于鼻煙壺這塊方寸之地，留下了不少佳話。

明初始起灶的山東博山玻璃作坊，是有史可證的中國最早的玻璃作坊。相傳博山的西冶街是玻璃作坊的集中地，在這條街的城門上就刻著“珍珠瑪瑙翠，琥珀玻璃街”10個大字。該地生產(chǎn)的料煙壺，曾在歐洲名噪一時。